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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李体制浮出水面

发布时间:2021-01-25 10:03:30 阅读: 来源:板擦厂家

习李体制浮出水面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公布后,观察者们普遍感到兴奋,认为改革力度大超预期。但在笔者看来,60条具体政策并不是本次全会的最大看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也是对未来10年影响最巨者,理应是新班子确立的全新决策体制,即习李体制。  过去10年,中央政府因改革停滞甚至倒退而备受批评。究其根源,不是决策者不想改,而在于当时的审议决策体制易于抵制而难于变革。此一体制在决策上实行“分工不越界”的原则,各管一摊,守土有责,导致条条块块的分割;在政策审议上又实行“部门会签”制度,即任何政策的讨论,必由分管部门负责,并经各相关部门全部同意签字,才能最终出台落实。  这种审议决策体制看似民主,却并不中用。在分工不越界的原则下,表面上各司其职,实际上一盘散沙,各条块无法形成合力,改革自然也就失去了方向。再加上部门会签制度,更使改革变成了维护部门特殊利益的工具,令改革污名化。举例来说,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本来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却迟迟不能推进,原因就在于计生政策审议的牵头人是计生委 ,而计生委恰恰是最反对放松计生政策的。其他改革也类似,只要触及某个部门的利益,就必然在这个部门碰壁,而只要有一个部门不同意,这项改革就无法推进。反过来,那些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所谓“改革”,则往往一路绿灯,总是以最快速度出台,并且推行无碍。坊间诟病的“立法部门化”,说的就是这回事。也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才有“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感慨。  事实上,以协商为核心的民主制度都存在这个缺点。不同的社会阶层与职业团体的利益往往是完全对立的,让他们共同支持一项改革,非进行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妥协不可。尽管协商之下还有多数表决,以强制性做出决策,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双方要协商到差不多取得共识的程度,才会付诸表决,以避免多数的暴政。  只是这样一来,改革就变得极为困难。在美国 ,一部重要的改革法案从提出到通过常常要数十年时间,而世异时移,法案本身可能届时也变得可有可无了。在中国,民主制度的拥趸一般都很欣赏民主制度的这一特点,特别是公知们。在他们看来,多方协商才能保证社会的整体平稳,避免独裁的风险。必须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也符合历史经验,但遗憾的是,它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中国正在转型,而且是大转型。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把握时机,需要尽快推行关键性改革。中国付不起旷日持久协商扯皮的代价。当下只能是非常态政治,而不是常态政治。程序固然重要,但决策效率更重要;协商是必须的,敢于拍板更是必须的。  所以,习李体制的一大特征就是适度集中权力。通过集中权力,提高决策效率,避免部门利益的掣肘,使很多讨论已久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够尽快推行,而不是陷入没完没了的讨论。  习李体制的另一大特征是决策权与执行权适度分离。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别于美国,决策与执行在一个体系下完成,其优点是高效,缺点是容易发生利益绑架。一项改革政策往往既要剥夺相关部门的利益,同时又要该部门去执行,这当然会打折扣,甚至被消解于无形。所谓“弹簧门”“玻璃门”,说的就是这回事。  而通过组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问题有望得到缓解。领导小组属于跨部门决策机构。一旦领导小组做出决策,部门就必须贯彻执行,因为部门只有执行权,而不能再直接影响决策,这与原体制相比是巨大的进步。  有人担心权力集中的危险,这毫无道理。改革与转型本来就是冒险的事业,想要四平八稳,就只能放弃改革。但改革已走过30年,中国有进无退,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管理学大师Frederick Taylor和Peter Drucker关于管理的基本概念都来自西方经验,但中印两国的传统管理规范和实践也将促进两国在现代管理领域的概念性基准。而且像营销学这样的科目,两个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为本国学生及全世界学生的学习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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